【科大“四史”故事】金培松——中国发酵工业的先驱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科大的历史蕴含丰富的思想资源、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重温昨天的苦难辉煌，才能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本栏特推出专栏，开启“科大‘四史’故事”，让我们一起在这些非凡的历史人物中，追逐科大梦的探索史、奋斗史和创业史，汲取前行力量，砥砺奋进，切实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今天刊发【科大“四史”故事】第四篇——金培松中国发酵工业的先驱

人物简介：金培松，发酵专家。浙江东阳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劳动大学农艺化学系。1946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生物化学系硕士学位。曾任上海中央工业试验所发酵室主任。建国后，历任上海科学研究所工业发酵室主任兼沪江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北京轻工业学院、河北轻工业学院（今天津科技大学前身）发酵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九三学社社员。毕生从事发酵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研究成功右旋糖酐(人造代血浆)、发酵法制造葡萄糖酸钙等并投产。著有《微生物学》、《酿造研究》等。

古老船队的风帆落下太久，人们已经忘记大海的模样。如今他眺望东方，他不想征服，他只是要达到梦想。他看见的不是一座城，一片土地，一幢大楼，一块砖，他看见的是那些在肉眼所不得见的奇妙微生物。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微生物研究专家、教育家，曾经在抗战期间冒着生命危险保存菌种并获得国家胜利勋章的教授——金培松。

爱国热忱似火 钻研精神如钢

烟火剧烈地燃烧，膨胀，在短暂的生命里永恒了无尽的璀璨。它在烈火中，在撕裂中尝尽了无尽的痛苦，在绽放后尝尽了残灰的落寞。可是正是因为它经历了无尽的磨难，所以才在黑暗里绽放出无比绚烂的光彩，这就是苦难的力量。金培松教授就是在这种种的磨难中成为了一个永远受世人尊敬的人。金培松，又名金柏卿，1906年10月30日生于浙江省东阳后岑山村。童年时的他是在农村度过的，牛角挂书，放牛识字。1919年进入东阳县长山小学，1923年高小毕业，入东阳县城初级中学。3年后毕业，考入浙江省第一中学高中部。上学时全家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将家中自制的火腿拿到金培松所住的旅店中去卖，但不幸的是一年后这家旅店因为着火倒闭，他们家唯一的经济命脉断掉，他也因此辍学了，1927年9月以高中肄业学历被上海劳动大学农学院农艺化学系录取，1931年毕业。毕业后，他和方心芳（我国发酵届著名人物）随他们在劳动大学的魏教授一起到天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任研究助理。魏教授不久即离开该所，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大学农学院创建农业化学系，他也于1年后成为魏教授的助教。1934年于南京国民政府央工业实验所酿造室任技士，同时兼任中央大学农学院讲师。1936年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经济部资助前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生物化系进修。1946年获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农业部北区试验站工作到年底。1947年归国后任国民政府中央工作试验所工业发酵实验室主任，同时在上海沪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生物学和酿造学，并指导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抗日战争时期还在大学讲课。1949年上海解放后，中央工业试验所更名上海科学研究所，后改名轻工业部上海食品工业研究所，金培松先生任二级程师兼工业发酵研究室主任，并在复旦大学兼职1年。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1958年后，在国家轻工业部干部学校从事教学工作，1959年9月至1965年8月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任工业发酵教研室主任。1965年9月到河北轻工业学院(今天津科技大学前身)任发前科研室主任，直至世金培松先生作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第二、三届理事会事，195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技术委员会委员，1966年被轻工业部聘为发酵工业科技图书编审委员会副主任。抗日战争期间南京遭到日寇空袭，他顾不得个人及家庭安危，将面临轰炸的实验室内数百株菌种装入两只大皮箱，历经艰辛一路护送到大后方重庆，而家人都未及一同转移。抗战胜利后，为表彰他的行为，国民政府为他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

解放后，他曾应华东人民制药公司之邀请，参加关于生产青霉素的座谈会，他曾就青霉素产生菌的选育以及国产原料代用等问题提出建议。1955年他进行过链霉素和金霉素生产菌种的选育和工业发酵的研究。在山东新华制药厂的支持下，金培松从1949年开始主持研究发酵法生产葡萄糖酸钙，1954年新华制药厂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葡萄糖酸生产车间，他曾获得一面绣有毛泽东像的奖旗。1951年他在我国较早开展柠檬酸发酵研究，曾试验过用甘薯淀粉做原料生产柠檬酸和生产甘油。经过几代人努力，这项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成为国际领先技术。1955年，他和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研究代血浆右旋糖酐，也在生产上应用。随后又对使用不同的原料生产食用醇母进行过试验。他作为中国在微生物发酵领域的权威，做了大量工作，并针对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伤员有因缺少血浆而死亡的情况，潜心研究人造血浆，长达十数年，最后被迫在1966年终止，他跟家人说，再给我几年时间，就能研制成功了。作为学术权威，金培松先生经常被各大学邀请讲课。建国后，曾担任复旦大学、同济大学还有沪江大学的客座教授，平时帮人家讲课，对于讲课的授课费他从来都不要，大学的领导后来觉得不好意思，就选择寄到他的研究所里，金培松先生将这笔钱交给研究所作为科研的研究基金，进行科研活动。

匹夫不可夺志

在子孙的记忆中，金培松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对工作是那么的一丝不苟，同时他又是一个很严厉的人，有时甚至会让人觉得不近人情。小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总要有一些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金培松先生从来不给他们零花钱。他总说，饭吃饱就行，比我们困难的人还有很多，所以你们要自力更生。

在他美国留学回来后，研究所里专门给他配备汽车和司机，他拒绝了，选择每天步行到研究所去，对于路程的遥远并没有放在心上，很多时候研究工作要持续到很晚，他经常睡在单位。家里人当时很不理解他的这种行为，当年按照金培松先生的条件，他们家可以享受一个由国家培养上大学的名额，但是当金培松的大儿子向父亲提出想要去上海戏剧学院学习的时候，竟然被金培松先生拒绝了。他告诉子女：“国家现在这么困难，你要自食其力，你学的东西要到工厂、农村自己去实践，那才有用。如果你不去这样的一线地方去，那是没有用的。”当时大儿子不理解父亲的做法，竟然一气之下跑到了哈尔滨军用飞机修理厂。1958年金培松先生调到天津工作，临走之前先生把自己所住的房子交给了单位，这样一来对于已经结婚的子女来讲都没有了住处。他的女儿金瑞芳当时很不理解父亲的做法，没有住处的她只好住到集体宿舍，他的女婿当时在铁路局工作，当时是搞调度的，也住到集体宿舍去了，夫妻分居很长时间。作为子女的他们当时很不理解父亲的做法，因为他们觉得子女当时能够享受的东西，因为父亲对于他们的过于严厉其实并没有享受到。先生的妻子曾经这样评价道，他就是家长式作风，对孩子严厉，对工作狂热的人。但在后来“文革”时期，先生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下，曾向妻子提到：“我知道其实孩子很不理解我的行为，我为什么这样？他们是我的亲骨肉，是我的亲儿子、亲女儿，作为父亲，我怎么会不爱他们，我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能够将来靠自己的力量平平安安地生活就行了。”子孙们对于金先生的记忆是那一件红红的羊毛衫，在1960年的时候，经历三年自然灾害，条件十分艰苦，金培松先生省吃俭用给子孙三人每人买了一件羊毛衫，对于隔代的疼爱似乎是要弥补当时对于子女疼爱的缺失。

莫让烟林暗平生

人生若论饮坷路，莫过于十丐与九儒。十年浩劫，虽然夺去了他生命，却夺不走他留在世上不灭的志气。

“文化大革命”来的时候，有着诸多“莫须有”的罪名的他进了牛棚，罪名中除了“反动学术权威”等外，还有“中统特务”这一罪名，这个罪名的由来，就是当初他被国民政府颁发的那个胜利勋章。此时，他的心里还想着研究的事情，造反派来找茬的时候，他就拿出英文版的毛选来看，一是避祸，二是为以后恢复工作后还能看懂国外论文，不致将英语荒废。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当他的儿孙接到病危电报赶到他身边的时候，他躺在医院的走廊上，几天后，便离开了人世。在教学工作中，金培松先生坚持“少而精”的原则，注意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同时，也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经常组织学术活动，除继续深入研究过去进行过的柠檬发酵、酱油酿造等的研究外，还带领教研室的同事们先后开展过酒精发酵、细菌淀粉酶等的研究。金培松先生一生发表过数十篇研究报告和论文，编著过多种有关发醇工业的书籍和教材，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为“抗战建国中工业问题丛书”编著过《食品工业》一书；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工农业生产技术小丛书”编写过包括制造味粉、饴糖、黄酒、烧酒、蚊香、醋和葡萄酒的生产技术小册子，为普及发酵技术和食品生产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上海工作期间,曾应轻工业部聘请，到啤酒厂、味精厂、罐头厂和酵母厂指导生产，还于1965年参加过轻工业部主持的汾酒试点和茅台试点工作的鉴定会。在“大跃进”的年代，他也积极参加了一些粮食代用品酿酒的实验。金培松先生的挚友有很多，像比较有名的严济慈、陈陶声、方心芳、秦含章都是他在发酵届的好友。临终前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妻子和子女说，像我在“文革”时期的遭遇，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严济慈，尽管他是我的老乡、好友，又是东阳中学的校友，找了他等于害了他。不希望自己的好友被自己拖累，不允许他的家人去找别人寻求帮助。1969年6月7日，金培松先生因为高血压突发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然而子女们没有想到的是，外公的平反是因为他的美国同学，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尼克松总统的随行官，就是他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书的校友及好友，在访问期间，他问周总理，中国有一个微生物专家，叫金培松，他现在在哪儿，想见他。于是，安排有关部门查清情况，了解到于1969年在天津逝世了。周总理后来很关心这件事，1978年先生得以昭雪平反，在1980年，政府派人到先生的家乡将他的骨灰取出，现安放在天津烈士陵园里。现在儿女子孙都能够理解当年外公那些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做法，也会将那种自食其力的精神传承下去，在他遭受迫害的日子里，他仍然念念不忘菌种的保藏和未完成的教材，并嘱咐子女将他收藏的2600余册教科书捐赠给学校图书馆。